杜玉珍拿出一份證書。她說，教了十多年書，學校里任何評獎都與他們無關，現在被清退了，終于拿到了一本紅皮證書。“這是我被辭退時，哭著讓校長寫的。”打開證書，上面寫著“感謝您對教育事業的支持和貢獻”。
田士明（左）拿出多年來留下的證書，其中讓他最驕傲的是，1991年獲得了“昌平縣先進教育工作者”的稱號。
遇到不高興的事兒，田士明就把二胡拿出來拉上一曲。
從家到學校，10分鐘路程。
在這條路上，田士明走過了15年。
教書15年，他卻沒有教師身份。
教師、民辦教師、代課教師、臨時代課教師、臨時工，每一次身份的轉變，田士明都傷心不已，但最傷心的是，花甲之年，他竟需要重新尋找自己。
8年前，田士明在教師崗位被清退。
在北京，有這樣一群“教師”，他們同田士明一樣，尋求認同，尋找被奪去的身份。
1月11日傍晚，昌平城區向北二十公里的盤山路上，一輛灰色的老式捷達車飛快地開著。
上坡、下坡、急轉彎道……30多分鐘的行程里，沒有遇到一輛同行的車。
田士明就住在山路那一頭。
開車的人叫關江。比田士明整整小了10歲。他在山里出生、山里長大，又在山里的中學教書，隨便指著一處山頭，他都能講出動人的傳說。
同樣是在2001年，他被工作了十多年的學校辭退。
田士明的家不好找，連關江都走錯了胡同。因為在一圈磚瓦房的中間，田住在一間低矮而不協調的石頭土屋里。
水壺在煤爐上呼呼直響，田士明坐在爐子邊取暖，看到我們進屋，他起身迎接。“這房子是1967年蓋的，舊了點兒，真是挺寒磣的。”田士明說話慢條斯理。
教師
缺少教師年代被拉去教學
在最缺教師的年代上崗，一批在當地學歷較高的人成了當時的民辦教師。
1986年4月，黑山寨鄉教育中心的教導主任找到田士明，希望他回到學校教書，那個時候，沒人愿意當老師，學生多，教師卻缺得厲害。
田士明教課在鄉里早已有名。1975年他初中畢業后就曾在村里教過小學。因為當時村子里上過初中的人少，而且，文化大革命也造成教師缺少。民辦教師就出現在那個時代。
重新回到學校教書，田士明感到了做教師的光榮。一個學年下來，黑山寨鄉教育中心的7個學校排名中，田老師班里的成績總是第一。
在與田士明家相隔30多公里的上店村里，“教師”杜玉珍與田士明的命運如出一轍。
因為上學時成績優秀，在最缺教師的時候被拉去教書，也是在2001年“被清退”。
在初中教了18年地理課，杜玉珍教學帶班都有一手。學校里什么嘎（淘氣）學生她都教過。前兩天還見到一個特別嘎的學生的媽，握著她的手說：“要不是杜老師，我們孩子現在還不知道怎么樣呢。”
說起學生和教學時候的故事，杜玉珍就好像把所有不愉快都拋在了一邊兒，笑得無比幸福。
民辦教師
報考師范希望民辦轉公辦
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轉正的希望，考師范、自學，這些似乎能讓希望更近。
田士明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聽到過民辦教師要被辭退的消息。
他打算考取昌平師范，考上了，就能轉正。
田士明比錄取線高了40多分，但是師范學校的教導主任覺得他腿部有小兒麻痹，在體檢上把他刷了下來。
又過了一年，田士明找到校長希望再考的時候，卻發現報名資格上要求年齡小于30歲，那年，他剛好不到31。
“這都是命。”田士明說。
每一位民辦教師都有一個轉正的希望。
1992年，原財政部、人事部、國家教育委員會等聯合發出《進一步改善和加強民辦教師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通過師范學校定向招生和‘民轉公’，逐步將一部分優秀民辦教師選招為公辦教師”。
那一年，杜玉珍似乎看到了希望，學校里只有她一人作為優秀的民辦教師去參加統一組織的心理學和教學專業課考試，她一邊教課一邊看書，雖然成績都在70多分，但是距離90分的通過線，還有差距。
杜玉珍沒有多想，回來繼續教課，她相信，教了這么多年書，將來一定能轉正。
1995年，杜玉珍第一次感到害怕。轉正遲遲沒有消息，報紙上卻寫著沒有大專文憑就不讓教初中的消息。
杜玉珍硬著頭皮去找校長，求他說，您讓我去進修吧。杜玉珍說，那個時候，代課教師是不給進修的機會的。
代課教師
轉正希望渺茫多次反映情況
工資少得可憐，他們覺得丟人，每到發工資的時候就刻意避開正式教師，財務催了才去領。
199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教師節前發出文件，要求在2000年，基本解決民辦教師問題。杜玉珍這次是真的看到了希望。不過后來，杜玉珍和田士明都發現不對勁兒，有的報紙登出了報道，說北京已經不存在民辦教師了。
“那我們是什么？”田士明其實早已感覺到被清退的壓力。
田士明說，十多年里，每次開會，校長都會有意無意地擠對這些老師，稱呼上也發生了變化。最早，田士明還被稱為教師，后來成了民辦教師，而到了1996年之后，他們又開始被稱為代課教師、臨時代課教師。
田士明覺得，這種稱呼的變化，帶來的是這批教師轉正希望上的渺茫。
校長是希望這些老師受不了擠對，自謀生路去。杜玉珍說，果然，有很多老師受不了，選擇了離開。
受不了的不僅僅是稱呼。從1992年工資制度改革，正式教師工資一路上漲，從每月幾百塊錢變成了一千多，又逐漸漲到三千多，田士明的工資也發生了變化，可是從一百多逐漸漲，最高時候，一個月三百塊。
每次發工資，民辦教師們都不愿意去，總是大家都領完了，財務催了，他們才去領。“真就覺得丟人。”杜玉珍說。
田士明不會鬧，只會拿起筆桿子寫信。
他給北京市教委寫信，給市政府寫信，給原國家教委寫信，還給國務院寫信，他也不知道這些信領導有沒有收到，但是，至少很多信都轉給了昌平教育局。
田士明說，有一天，局長頂不住了，找了一輛車把寫信的老師一起接到了教育局，批評了一頓。
臨時工
十幾年教書工作換來一紙感謝
被清退的時候，她哭了，流著眼淚求著校長為她寫了一張獎狀，這也是她唯一的獎狀。
2001年的那個暑假，杜玉珍會記一輩子。
她沒想到，這四個班，竟然是她送走的最后一批學生。
校長把杜玉珍叫到辦公室說，杜老師，你被清退了。心直口快的杜玉珍，眼淚刷刷的就掉了下來，“你為什么清退我啊，我干了這么多年……”面對質問，校長無言。
杜玉珍哭著回到家，校長的妻子不放心，怕她自殺，專門跟到家里安慰。
被辭退時，杜玉珍46歲，教育部門補給了教師一次性的補助。按照月工資標準412元計算，工作滿一年以上的每年核發一月工資412元，超過12年的按照12年補償。
根據當時制定的“清退辦法”，1980年之前參加工作的代課教師經過考核，如果合格可以轉為公辦。但杜玉珍是在1976年入校執教，之后又離校，在1983年再次入校，所以教齡應從1983年算起，不屬于轉公范圍，“機會已經錯過，無法彌補”。
北京市教委有關人士曾介紹，北京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著手解決代課教師問題，當時在公辦學校中的大量代課教師都接受了相關考核，對于符合條件的教師，在經過相關培訓后已轉為正式編制。
現在，杜玉珍和田士明，希望可以找回自己“民辦教師”的身份，再按照國家相關政策進行補償，并為他們補繳養老保險。
不停的奔走起到一些效果。昌平區教委考慮到被清退教師的生活困難問題，于2008年發出了《關于原鄉村中小學臨時代課教師發放老年生活困難補助費的通知》，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0周歲的這部分人，按照“工作年限乘以15元”的標準按月發放。按照規定，杜玉珍每月可以領到200多元的補助，但她沒有去領，她不知道為什么他們算是臨時代課教師。
她知道，按照國家的規定，臨時代課教師是要被清退的，如果認同這一稱呼，民辦教師的身份和法律規定的補償，他們就更不可能找回來了。
杜玉珍拿出一份證書。她說，教了十多年書，學校里任何評獎都與他們無關，現在被清退了，終于拿到了一本紅皮證書。“這是我被辭退時，哭著讓校長寫的。”
打開證書，上面寫著“感謝您對教育事業的支持和貢獻”。
